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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史上，曾出现过不少有异于中医学的学术观点。这些学术观点的形成，是汉方医家不断汲取中医学的精髓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并在医疗实践中反复探索、总结完善的结果；而这些学术观点的出现，对于汉方医学的发展及其自身特色的形成，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在中日医学交流日趋深入的今天，了解一些汉方医学的独特理论，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汉方医学的特色，取其精华以开拓思路，或许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。有鉴于此，特将汉方医学在病因、证候方面有别于中医学的认识简介如下，以供同道参考。1病因论1.1一气留滞说“一气留滞说”的创始人为江户时代中期的后藤艮山(公元~年)。后藤艮山所说的“一气”，是充满天地，化生万物，贯穿人身之元气。他认为“一气留滞则病起，一气回转则病愈”，“能识百病生于一气之留滞，则思过半矣”。基于这一认识，他在治疗上强调当以顺气为纲，促进一气之回转。但后滕所谓的顺气，并非完全等同于中医学之顺气、行气，而是包括了使气虚者得壮，气郁者得通两种含义。针对促进气之“回转”的需要，后藤创制了许多顺气理气的经验方，如顺气剂(由半夏、茯苓、枳实、厚朴、生姜、甘草组成)为治疗诸病的基本方，认为诸病皆可以此方加减出入；润凉剂(由茯苓、瓜萎根、黄芩、知母、阿胶、甘草、生姜组成)主治虚劳、消渴、血证等因虚而气郁者；解毒剂(由茯苓、土茯苓、忍冬藤、川芎、大黄、通草、甘草组成)主治一切梅毒因气留滞而毒不去者。这些方剂代表性地体现了其“一气留滞说”的学术思想。此外，后藤还主张病人应经常去洗温泉、使用灸法及内服熊胆、蕃椒，其目的也在于用物理及饮食调理以促进“一气”之流转，防止“一气留滯”而致病。后藤之说在当时影响颇大，其学术观点经门人香川修庵(公元~年)加以发展，并影响到吉益东洞(公元~年)，产生了新的病因学说。1.2万病一毒说“万病一毒说”之倡言者为吉益东洞，其主要观点为“病与不病在于毒之有无，毒之所在不同引起不同之病，去毒为治病的唯一法则”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，他认为“药者皆毒也，虽五谷用以为药，皆毒也”，从而根本否定了药物的补益作用。东洞以攻毒为治病之总则，采用汗、吐、下、和四法以治病，根据毒的部位、毒之多少与动静遣用不同方药。从其常用之古方看，多为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之方。东洞对这些方剂的理解，也不尽合于古意，而是重新诠释，尽量使之合于己说。如对小柴胡汤，即认为是用来祛除以胸胁苦满等症为表现形式之毒而设法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经常使用紫丸、七宝丸等药性峻烈的丸散剂，其间多数含有巴豆、大黄、甘遂、芫花等攻下药物。至于其所制新方，也大致与此相类。由于吉益东洞的学说以“万病一毒”的病因论为根本，以临证实用为目的，对不少疾病确有疗效，因而在全国得以迅速推广。然而，由于东洞过分强调攻邪，往往使人望而生畏，特别是其门人治病之术过于猛烈，不乏失误致死之例，因而有人提出宁愿辗转沟壑而死，也不愿服药而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吉益南涯(公元~年)修正东洞之说，提出了气血水的病因理论。1.3气血水说.“气血水说”是吉益南涯在“万病一毒说”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提出的。吉益南涯为东洞之长子，24岁时东洞殁而承父业。鉴于“万病一毒说”过于偏激，乃于43岁时创立“气血水说”。南涯认为，人体阴阳偏盛即为毒，毒本无形，但必附于有形之物，所谓证，即是毒附于形的体现。气、血、水三者为有形之物，此三者在正常情况下运行周身，营养机体，失常则停滯，与毒結合而致病。这实际上是将东洞一元的病因论扩大为三元、多角的病因企。南涯根据自己创立的学説，把葯物也相应地分为气、血、水三类，其处方也根据毒与三者結合之不同而作相应的改変。他在《气血水葯征》中対药物的分类是:气部分表、内、里三位。表位用甘草、大枣、杏仁、桂枝等；内位用黄苓、黄连、黄柏、石膏、芒硝、梔子、枣仁等；里位用附子、大黄、干姜、吴萸、知母、厚朴等。血部分为内、外位。内位用丹皮、桃仁、龙骨、虻虫等；外位用瓜萎根、土瓜根、当归、芍葯、泽泻、人参等。水部用甘遂、茯苓、瓜蒂、享芳、巴豆、大戟、川芎等。由此可见，其治疗的重点也是在于攻邪而不在扶正，这正如他自己所鋭“治病一于攻而无补也”。吉益南涯之后，其“气血水说”代有传人，经后世的不断发展补充，至今仍是指导汉方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。2证候论2.1方证相对论“方证相对论”是吉益东洞除“万病一毒说”之外的又一重要学说。吉益东洞认为，《伤寒论》论不可取而方可用，于是潜心钻研，将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的方、证互相对阅，摘出各汤证的全部条文，加以分析、归纳，从纷杂的条文中找出最反映本质的症候，在进一步验证于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各方剂的主证。经东洞之归纳，各方主治证简明扼要，如小柴胡汤之主治证即为“胸胁苦满或往来寒热而呕”。由于东洞执“万病一毒说”，认为毒有大小、位置、动静之不同，而病情也变化不一，故一毒万方，应“视毒之所在，随其发毒之证而处方”。“证异于毒之所在，则因其异而异其方”。这种方随证转的理论，就是东洞最初提出的“方证相对论”。东洞认为，看不见的事物不能成为医学理论的依据，所以他说的证，就是可见的症状。不过，在《类聚方》中，证有两种含义:一是指单一的症状；一是指汤证，即现今所谓的症候群。东洞强调汤方与单一症状及症候群之间的对应关系，不去分析这些症状及症候群的内在病机，与中医学大相径庭。这样一来，汤方只针对症状或症状的组合，无疑就限制了方剂的扩大应用，限制了方剂的加减变化，使方剂的应用变得简单机械，医生也就成了按证寻方的对号者，其弊病是显而易见的，由于疾病的复杂性与方剂主治症状之间的差别，以及方剂加减变化的限制，单一方剂往往不能适应临床的需要，因此，东洞及其以后的医家常常另组新方或将两方三方合为一方而用之，这样就导致了大量新方与合方的出现。其所制的新方往往是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减，而形成固定的方名与组合，制定出新的主治病证。如东洞的甘连大黄丸即是在大黄黄连泻心汤的基础上加入甘草，主治心烦不大便之证。其合方也多系将古方相合，并固定下来，制定出新的主治病证。如小柴胡汤与半夏厚朴汤相合的柴朴汤，小青龙合麻杏石甘汤等，均是合方的典范。这些合方往往配合巧妙，临床疗效确实，为临床应用提供了方便。东洞的“方证相对论”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在现今的汉方界仍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，尤其经后世医家的发展、补充，又提出并研究了病人之证与药方之证、主证与客证、合方与合证等诸方面的关系，使之更趋系统、全面。这些研究结果，部分补充了东洞最初提出的“方证相对论”的不足。2.2体质证型说.方证相对论所说的证，都是疾病中出现的，是暂时的，因此叫作后天之证。而一贯堂医学的创始人森道伯(公元~年)认为，人体在生理状态下也存在着体质的差别，这种体质差别是出生时确定的，疾病的发生由各种体质所决定，因此可称为先天之证。对于这种先天之证，可以应用药物针对体质进行预防；在发病时，应用针对体质的药物和针对病证的药物联合治疗，这就是“体质证型说”。体质证型说将人的体质分为三大类，即瘀血证体质、脏毒证体质、解毒证体质。各种体质有其易患的疾病，有其各自的脉象、体态、腹诊、面色等方面的特点，也有其相应的主治方剂。其一，瘀血证体质。瘀血证是病变，具有易出现瘀血证病变的体质称为瘀血证体质。一贯堂医学认为，瘀血证体质又叫瘀血保持者，发病前腹腔内就有瘀血蓄积，而这种瘀血的存在就是引起瘀血证的内因。瘀血证体质一般表现为肥胖、面红、指甲暗红，脉象一般细而实，腹诊时腹部可触及痉挛性肌束，或有脐下臌满与全腹臌满。这类体质的人易患高血压、脑血栓、心肌梗塞、动脉硬化、痛风、肝炎、肝硬化等疾病，如早期给予驱瘀血剂，可以预防这些疾患的.发生。为了改善瘀血证体质，森道伯采用了《万病回春》通导散(由大黄、芒硝、枳壳、厚朴、甘草、当归、红花、苏木、陈皮、木通组成)以活血利气，驱除瘀血。因此，通导散证体质可以看作是瘀血证体质的代表。近人有地滋进一步将该类体质分为桃核承气汤瘀血证、桂枝茯苓丸瘀血证、大黄?虫丸瘀血证，对证候的规定更为具体，更具针对性。当然。其选用方剂也就是为病证命名的三方了。其二，脏毒证体质。脏毒即脏器之毒，是蓄积弥漫于体内各脏器的新陈代谢产物与其他邪毒的统称。脏毒证就是脏毒所致的病变，而易患脏毒证的体质就叫作脏毒证体质。脏毒包括风毒、食毒、水毒、梅毒。风毒可以说包括全部外邪，自然也包括西医学之细菌、病毒在内；食毒乃食物之毒，但非急性食物中毒，系指食物中代谢产物之有害于人体者；水毒系指水液代谢障碍而蓄于体内者；梅毒指性病之毒。脏毒证体质的表现为体格健壮，骨骼魁伟，精神开朗，皮肤黄白或微黑，脉象一般为弦或洪实，腹诊可见全腹肌肉满硬，特别是以脐为中心而突出的大膨腹为特征。这种体质是一种过敏性体质，易患胶原病、痛风、肝炎、肝硬变、肾炎、糖尿病、支气管哮喘、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肥胖症。早期给予祛风、祛水、祛食、祛梅毒之剂，可以改善体质，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。由于防风通圣散外可祛风邪，内可利水、行气、消食、健胃，且有解毒渗湿之效，故一贯堂医学对此等体质者多用该方，防风通圣散也就成为脏毒证体质的代表方剂。其三，解毒证体质。解毒证是指适宜用四物黄连解毒汤治疗的一种病证，而易患这种证候的体质就叫作解毒证体质。解毒之“毒”不是脏毒，其含义首先是结核性毒，因为结核性毒与解毒证体质有不可分离的关系，总的来说，凡易患结核性病者就可以说是解毒证体质。因此解毒证体质是指曾称之为腺病质、胸腺淋巴质的体质。其次这种体质的形成与肝脏的解毒作用有关，腹诊时可见到肝经紧张或肝脏肿大，故解毒证体质包括需要从肝脏论治与解毒的体质。解毒证体质共同特点是瘦型、肌肉型，面色多呈浅黑色，晦暗而无光泽。解毒证体质也是一种过敏性体质，其毒性幼年期最强，青年期减弱，壮年期进一步减弱。这种体质易患特异反应性皮炎、气管炎、肾炎、小儿神经症、夜尿症、应激性溃疡、假性抑郁症等神经系统病证。根据年龄的不同，解毒证体质又可分为三类:一为小儿时期的解毒证体质，称柴胡清肝汤证。这种小儿体质虚弱，面色大多青白或浅黑，体瘦，颈细，胸窄，还可发现领下、颈部淋巴结肿大。脉象多为紧脉，腹部多低平，也常见凹陷，几乎无皮下脂肪，腹肌特别是腹直肌紧张，沿肝经循行区有过敏带。这种体质多有结核史，易患感冒、支气管炎、扁桃体炎、咽喉炎、鼻炎、中耳炎、乳突炎、神经过敏等疾患。呈此种体质者，平日服用解毒清热、疏风活血之剂，可以改善体质，预防上述疾病的发生。为此，森道伯特制了柴胡清肝汤(方由柴胡、当归、芍药、川芎、地黄、黄连、黄芩、黄柏、山栀、连翘、桔梗、牛蒡子、天花粉、薄荷、甘草等组成)，以供临床之需。二为青年期的解毒证体质，称荆芥连翘汤证。这种体质一般身材较高，为肌肉型，体瘦，有忧郁感，皮色较柴胡清肝汤证为深，呈紫色或暗褐色，甚者略带银色光泽。脉诊多呈紧脉，腹诊除见肝经紧张外，在胃经之心下部位也有明显的紧张。这种体质易患结核性疾病、上颌窦炎、神经衰弱、股癣、中耳炎、乳突炎等。为了改善这种体质及治疗上述疾患的需要，森道伯又特制了荆芥连翘汤，方剂的组成与柴胡清肝汤大同小异，只是以荆芥、防风、白芷、枳壳取代了天花粉和牛蒡子，故而以清泄头面部的风热湿毒见长。三为成年期的解毒证体质，称为龙胆泻肝汤证。这种体质皮肤呈浅黑色，足心多湿润，脉象多为紧脉。腹诊沿肝经循行部位明显紧张，从脐下、脐旁至两胁下可触及明显抵抗。这种体质的人易患妇科病、肾炎、癌症、前列腺肥大、动脉硬化、骨老化，尤以妇科、泌尿生殖系统等下焦疾患为多。平时服用龙胆泻肝汤可改善体质，预防和治疗上述诸病。“体质证型说”虽然是一贯堂医学所创立，属于后世派的学说，但无疑受到了东洞“万病一毒说”、“方证相对论”及南涯“气血水说”的影响，虽然它所针对的为先天体质之证，但严格说来仍属于“方证相对论”的范畴，只不过一对先天之证，一对后天之证而已。此种学说一经提出，就得到了许多医家的认同，如近世汉方医学大家矢数道明、菊谷丰彦、有地滋等都曾倡导此说，使其在汉方医界占有着一席之地。这一学说的出现，不仅导致了柴胡清肝汤、荆芥连翘汤等新方的产生，扩大了通导散、防风通圣散、桃核承气汤、桂枝茯苓丸、龙胆泻肝汤的应用范围，也使后来的医家在组方、选方时注意结合病人体质之证，这对汉方医学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发展，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-全文完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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