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，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武昌正式打响，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，统治中国余年的大清王朝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次年，垂帘听政的隆裕皇太后在各方势力的压迫之下，诏年仅六岁的溥仪皇帝正式退位。
这位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，史称“清废帝”。
他富有戏剧性的生平经历，在年的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记录得十分详尽，年，据此改编而成的电影《末代皇帝》，斩获奥斯卡金像奖等诸多荣誉。
年，尿毒症缠身的溥仪因救治无效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61岁。
此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妻子李淑贤，是他的五位伴侣中最平凡、但也是情谊最深的爱人，两人短暂的婚姻仅仅持续了五年，却是溥仪的生命中唯一一段真实又有烟火气的日子。
当初在隆裕皇太后颁布的《退位诏书》上，清朝皇室便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，保留对皇室的优待，承诺每年向其供应生活费用万两银元，而朝廷的御膳房、御医房等负责吃穿用度的部门，都按照皇室的传统保留了下来。
虽然在物质上，居住在紫禁城内的溥仪依旧奢侈浮华，可他却失去了最宝贵的自由。
在慈禧太后曾经软禁过光绪皇帝的中南海瀛台，溥仪先后学习了汉文、满文、诗经等传统文学，却从没接触过算术、地理、科学等现代知识。
年，前清重臣张勋复辟，溥仪又被推上了皇位，这次的在位时间更短，仅仅12天便被段祺瑞出兵讨伐，赶下了台。
随后民国政府对溥仪的监视和待遇，就更加的封闭了，在监视下长大的溥仪，13岁时遇到了第一位启蒙的智者，大英帝国的军官庄士敦。
庄士敦对紫荆城内的“退位皇帝”感到非常的同情和好奇，于是自告奋勇来教授溥仪的英文。
也是在庄士敦的口中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世界，开始穿西服，剪辫子，而且渴望离开紫禁城这个华而不实的牢笼，但很快，这个苗头就被保守派扼杀在了摇篮之中。
年，溥仪有了自己的“后宫”。
他的一生有五个妻子，准确地说是四个“后妃”，一个“妻子”。
四个“后妃”中，一个皇后，一个妃子，还有两个贵人。
也许正是在四位“后妃”身上，溥仪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爱情，最后的妻子李淑贤的陪伴，才让他如获至宝，倍感珍惜。
比起以往的帝王佳丽三千，早已没有实权的“清废帝”自然后宫规模也是天差地别。
民国11年12月1号，溥仪大婚，娶了一后一妃。
在宫廷剧中，皇后与妃子之间是利益互斥的敌人关系，在一个被囚禁的没有实权的溥仪身上，悲剧也同样在上演。
皇后婉容是一个非常强势又爱面子的人，封建礼教和身份地位在她心里大过一切，即使她深知溥仪不爱自己，也固执骄傲的坚守在“皇后”的位置上。
淑妃文绣则是完全不同的性格，她是个活泼可爱又崇尚自由的姑娘，当婉容把炮火攻向她时，常常像打在了一团棉花上。
文绣的家庭出身、文化背景以及长相都不如皇后婉容，但胜在性子活泼，给囚禁在“无形的牢笼”中多年的溥仪带来了些许欢乐。
当婉容针对文绣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时，文绣在父亲兄长的支持下，年和溥仪离了婚，后来又改嫁给了一个平凡人，年因病去世。
婉容逼走文绣后，溥仪便对她产生了厌恶之情，拒绝和她同桌吃饭，更别提私房之事。
后来婉容的精神在“正常需要”和“皇后尊号”两个极端之间逐渐扭曲，不仅红杏出墙，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，年，婉容的肚子逐渐显怀，溥仪这才知晓自己早已被带了绿帽。
不多日，溥仪便把皇后“打入冷宫”，皇后和淑妃都离开后，溥仪又纳了新妾，一个名为玉龄的小姑娘，在亲友的介绍下嫁给了他。
此时的溥仪已有32岁，而玉龄则刚满17，玉龄入宫后深得溥仪宠爱，被封为祥贵人，可不到五年，22岁的玉龄突然一命呜呼，死因至今成谜。
溥仪的第四个“妃子”，名叫李玉琴，山东长春人。
早在年，日本人入关后，溥仪便在日军的扶持下建立了“大满洲帝国”，定都长春，而李玉琴正是在伪满洲国的“选妃”活动中，被溥仪看中，封为“福贵人”。
“福贵人”李玉琴与溥仪的结合，是溥仪持续最久的一段婚姻，但这段婚姻却仅仅是一纸形式。
年，苏联对日宣战，进攻伪满洲国，溥仪和随行官员以及家属，慌忙之中南逃，日本投降后，溥仪又颁布了伪满洲国的《退位诏书》。
他在沈阳候机准备逃亡日本，被苏联士兵抓获，随后关押在监狱之中。
由于溥仪的特殊身份，他的牢狱生活比常人要轻松舒适许多，之后随着国内政权和形式的不断更迭，直到年底，溥仪才被特赦，住在政府安排的一间旅馆当中。
特赦之后，国家给溥仪安排了一份差事，进行劳动改造。
年春节后，溥仪带着北京市民政局写的介绍信，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园报到，先是负责浇浇水和打扫卫生，后来又被调到繁殖温室和观察温室。
在植物园工作了近一年后，溥仪又被政协机关接走，安排在全国政协负责的文史资料院，担任资料专员，同时还负责了中央文史馆的史料核对工作。
此时溥仪已经单身多年，偶尔去同事家吃饭，看着琴瑟和谐的普通家庭，难免产生艳羡之情。
他的前几任妻子，对他来说好似玩物，想起来了便玩弄一番，从来没有体会过责任和担当。
年的一天，和溥仪交往最密切的一位同志，政协文史资料研究院专员周振强，给溥仪递过来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的女子一头微卷的短发，目光清澈，落落大方。
周振强介绍道，此人名为李淑贤，是一名护士，浙江杭州人，父母都已去世，如今独自一人定居在北京，为人处事都十分周到。
溥仪在战犯管理所中改造时，就想当个医生，还在医务室帮忙做过简单的护理工作，听到李淑贤是医务工作人员后，赶忙让同事搭线，越着出来见一面。
同年正月初七，溥仪在周振强的陪同下，和李淑贤在政协文化俱乐部里见了面。
溥仪大方地伸出手来和李淑贤握手，注意到李淑贤手中还捧着一本医学书，话匣子便像关不住了一般：
“我在改造时也学过中医，看过不少医书，还在医务室做过哩，西医的话，我不太懂，但测体温、量血压还是会的嘛……”
李淑贤看着喋喋不休的溥仪，只觉得挺自在好玩。
溥仪自顾自地说了一会，又叫来服务员点了牛奶和咖啡，问李淑贤今年多大年纪。
李淑贤答道：“我今年年末37岁。”
溥仪怔了怔没有说话，然后颇为遗憾地说到：“可我55岁了哩。”李淑贤看出了他的不好意思，赶忙说到：“年纪差多少又不作数，能有感情就没问题。”
二人这次见面，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端，溥仪觉得李淑贤温婉端庄，李淑贤也不在意溥仪的特殊身份，只觉得彼此性格相合。
全国政协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得知此事后，便派人整理了李淑贤的情况，以确保没有不良政治风险。
李淑贤在之前有过两段婚姻，一段是在16岁父亲去世后，继母逼着她嫁给了北平一个伪警察局的警察，后来此人被查明是反革命分子，遂被执行了枪决。
随后李淑贤又嫁给了人民银行的一个普通会计，可不到三年，便因性格不合离了婚。
同年4月底，溥仪和李淑贤在初次见面的地方，也就是政协俱乐部举行了简单的结婚典礼，典礼上周恩来总理还派人送来了贺信，这段婚姻看似美好无比，但结婚后一个星期，李淑贤便发现了溥仪的异常。
按道理新婚燕尔，虽然彼此都有了一定年纪，但如胶似漆的夜晚还是十分珍贵的，可溥仪却到了凌晨两三点，仍然亮着上百瓦的灯在书房里阅读。
又一次凌晨三点，溥仪在李淑贤的头发和脖子四周闻闻嗅嗅，感到呼吸声的李淑贤被扰至惊醒。
李淑贤好气又好笑地问溥仪：“您不睡觉，是在干嘛呢？”
溥仪不作声，笑笑转过头去又看起了书，李淑贤也不是深闺幼女，心里明白夫妻之事，可是虽纳闷，却也不好意思开口问出声呀。
就这样，过了一个星期，溥仪终于沉不住气，医院去。
李医院，溥仪直奔注射室，在药剂师耳边嘀咕了几句，便坐着等打针。
李淑贤本就是护士，在这方面比溥仪的道行要高深许多，看到药剂师拿出来的注射药剂，是男性专用的荷尔蒙，她顿时明白了最近溥仪的怪异举动。
她站在身侧握了握溥仪的手，谁知溥仪扑通一声便跪在了李淑贤面前：
“我对不起你，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，那么多女人我不喜欢，我只喜欢你……我要和你离婚，你还年轻，我同意你交别的朋友，你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提……”
李淑贤心痛得无法呼吸。
她扶起溥仪，落泪不止，轻声说道：“生米煮成熟饭啦，把日子过好就行，快起吧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知你难，今后好生待我就行。”
这个小插曲便在新婚一周之内，奠定了二人之后和睦相处，又小打小闹的生活基调。
年夏天，北京的暴雨比往年都要频繁，这天早晨还是晴空万里，傍晚就倾盆大雨、瓢泼如注。
溥仪从文史馆坐政协的公车到家后，担心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的李淑贤淋雨，便赶紧带着伞去公交站台上等着李淑贤到家。
他远远地站在离公交站台百米左右的地方，一动不动，而他的身侧，就是一个没上盖的下水道口。
这样既能看到媳妇有没有到家，又能防止她一不小心踩到了这里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李淑贤乘坐的公交车才姗姗来迟，看到伫立在雨中的溥仪，李淑贤的脸上也泛起了绯红。
嫁与溥仪后，李淑贤也陪同参加了诸多公开的会议。
年11月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溥仪夫妇。
周总理十分关切溥仪的身体，还祝贺他成立了新的家庭，原本在与会之前，李淑仪和溥仪因小矛盾而吵了嘴，一气之下还喊出了要离婚。
周总理的一番询问下，拉着二人的手说夫妻之间的交往要互相帮助、互敬互爱，还举了一些周总理本人和夫人之间交往的小事例。
众所周知，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是有名的模范夫妇，李淑贤听完总理的话后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，到家后便再未提过“离婚”二字。
年秋，溥仪去北京植物园参加为期两天的劳动，可是才到目的地，第一天下午溥仪就突然出现了尿血的情况。
李淑医院，初步诊断是前列腺炎，开了药后便回家了，可到了初冬，溥仪尿血的症状却越来越严重。
医院就医后，溥仪确诊了肾癌，而因拖得太迟，肾脏上的“病灶”已经不幸转移了。
年12月，溥仪又因并医院，西医中医轮番上阵后，年春天，溥仪回到了家，这也意味着再多的治疗手段都无济于事了。
最后的五个多月时光，溥仪连起床洗漱都十分艰难，医院和家里来回奔波，贴身照顾着溥仪。
看着躺在床铺上、望着窗台的小蚂蚁发呆的溥仪，李淑贤心中不可能没有悔意，年10月17号，溥仪的呼吸在深夜里悄然停滞。
尽管李淑仪心中有不公，但在面对溥仪时，并没有发泄半分，因此这个不幸的“清废帝”，至少在临死之前，是相信有人爱自己的。
溥仪去世后，李淑仪和自己的闺蜜宋伯兰女士，国民“军统”董益三的夫人聊天时，满腹的牢骚才表达出了和溥仪结婚后，悲哀大过幸福的怨忿。
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后，溥仪便将自己在战犯改造时期撰写的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，赠与了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李文达，托他整理出版。
溥仪死后，李文达将此书整理成册，以溥仪的名义发表，然而李淑贤得知此事，以李文达侵犯了遗夫的隐私权，将他告上了法庭。
当时国内对文化产权的相关法律并不完善，而此书在打官司期间，售出了上万本。
李文达当初并没有拿到溥仪的书面授权，仅仅是口头的承诺，因此李淑贤以溥仪遗孀的身份要求获得一定的利益，并没有任何法理上的不当之处。
这场官司持续了上十年，也没有最终的盖棺定论，旁人眼中津津有味地谈论焦点，不是二人的对错与否，不是李淑贤的趋利益，而是在感叹溥仪一生的悲凉，在死后仍然没有停止。
三岁登基，六岁被废，一生都顶着“清废帝”的名号，没有体验过普通人的幸福。
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遇到了李淑贤，感受到有矛盾、有喜乐的夫妻之交，也算是他悲凉的一生中唯一的慰藉。
